只要不外出，现在我一周会两次穿起帆布舞鞋。它是皮软底，驼色或白色，两根一厘米宽的松紧带交错横过脚背，将整只脚妥帖裹住。如果坐着伸直腿，再用力绷住脚尖，双腿立即就像两根有力的线条，宛若威武的栏杆，一下子就将庸常的日子划出清晰边界；又像两把尖利的铁器，急匆匆要铲开前方某处。这是到了上课的时间，说高雅点叫舞蹈课，通俗点则是大妈的娱乐活动——就是如今正野草般四下蓬勃的广场舞。

　　对某种东西的极度沉醉，通常被称为“控”。20世纪80年代，我看到最“控”的是一位外国女人，她居然拥有几千双鞋子。那时还年轻，并且穷，目瞪口呆之下竟还有一丝难以启齿的羡慕。如果世界没有战争疾病灾难，财富如海水般丰沛流淌，每一个不同肤色的女人都恣意被宠爱，可以纵情拥有很多漂亮的鞋子和裙子，岁月顿时就显得多么温暖和静好啊。

　　2025-08-03，浙江省义乌市赤岸镇双乔彩稻公园内，油菜花开得正艳，人们在花丛中起舞留影。（龚献明摄/光明图片）

　　我也曾爱鞋入骨，细跟、粗跟、长矮靴此起彼伏，连拖鞋都觉得下一双才是最美好的。鞋子是否舒适，不仅仅只关乎脚趾，还与心情密不可分。地球那么大，给予我们的只有脚下两个小支点，怎么立足决定着生命的质量，这时候鞋承担起与土地交流的全部职责，它驮着我们从日出到日落，从春夏至秋冬。居于人体最低位置，却默默承受着全部的重量，无论如何它们都有被爱的理由。

　　但近两年如同利刃切下，没有任何过渡，鞋就从我欲求清单中一下子退去了。行走的机会和动力渐失后，刀入鞘、马归厩，廉价的海绵拖鞋也足以把闲散无拘的日子踩出噼噼啪啪的声响。

　　就是在这期间，帆布舞鞋来了，因为要跳舞。

　　2025-08-03，冬日到来，大批北方“候鸟一族”纷纷南迁。在海南琼海万泉河广场，人们载歌载舞，欢度冬日好时光。（蒙钟德摄/光明图片）

　　小区有支舞蹈队，女人们一周会两次凑到一起，在音乐声中动一动四肢，从藏族到蒙古族到傣族到朝鲜族，各民族的舞姿被我们生搬硬扯过来。这是一项我已经中止了四十余年的运动。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师专，以及后来在中学任教，漫长的二十余年时光里，几乎把那时最风靡的各民族舞都一一跳过。甚至，芭蕾也没漏掉。文艺宣传队，那是一个与我们这一代人如影随形的组织，歌和舞被织进每一个成长的日子，然后掉头而去，踏上另一条完全不相干的路，以为永远都不可能再回头打量，突然机缘巧合，竟又从头再来了。藏舞的屈身颤膝、蒙古舞的柔臂抖肩、傣族舞的三道弯、朝鲜舞的柳手鹤步都不陌生，可是做出来的动作却如此不堪，它们变形了，走样了，古里古怪，别扭丑陋。

　　鞋子不对头。一开始我不时低头向下看，驼色的、白色的、黑色的，无一不轻、薄、软。网上各家自称专业舞蹈用品店展示的图片里，年轻纤细的女子穿着鞋都轻盈婀娜地起舞，于是买来再买来，似乎某一双会携带某个神秘按钮，能一下子让我也重新轻盈与婀娜回去，却一次次未遂。

　　从前上台穿什么鞋呢？穿草绿色军鞋和白色球鞋是常有的事，日子稍有起色后，学校配起了黑色老北京布鞋，但买鞋的速度往往滞后于我们双脚的生长速度。鞋必须辗转托人买，终于到了，脚指头却已经长出一截。勾起来塞进去，多跳几天，脚尖处就赫然顶出一两个破洞，像破壳的小鸡急着探看外面的景色。

　　农民工子女圆梦“红舞鞋”（2012年度中国新闻摄影年赛文化、艺术与娱乐类新闻组照 金奖）

　　跳芭蕾最初是从穿着一双军队男式咖啡色丁字塑料凉鞋开始的，靠着脚尖处密实的那一块，老师让我们夹紧脚趾强行立起，扬腿，举手，旋转，跳跃。那年我十岁，黑瘦矮丑，却有挥霍不完的精力。《我编斗笠送红军》，八个小女孩在对歌曲内容不甚了解之中，被要求以极致的喜悦兴奋状，表达出海南岛成年妇女对翻身求解放的热切向往，代价是在排练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的脚指甲都损伤甚至脱落。红药水、紫药水、胶布一路相随，终于在舞台上收获到如雷掌声后，校长亲自跑城里买回粉色芭蕾舞鞋，缎面，星星点点泛着光，脚尖处有一块小橡胶，两根长绑带在脚踝处交叉绕来绕去……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双具有美学意义的鞋子，立起脚尖时，人霎时变高，腿变长，仿佛在飞，翅膀不是长在腋下，而是长在那双泛着光的鞋上。

　　几乎所有学舞的女孩，那时都被期望能终身以此为饭碗，但我的周围却一个都没有。长时间因为连绵不断的排练演出，而获得免上课免考试的权利，以为占了大便宜，最终却全部败在突然恢复的高考面前。大部分人匆匆嫁人，我勉强考入师专，自此放下过往的一切。

　　数年前，某晚与家人散步路过江边，赫然见空地上十几个中老年女人正兴致高昂地列队挥动四肢。放置地面的小音箱里传出的，明明都是极具风格的藏族、蒙古族等民族音乐，几十年前早就风靡过，体现在她们身上，却是一成不变的僵硬比画，所谓乐感和舞感此时都已被夜色吞没，肩颈的退化、胸腰的无力、腿脚的木讷，如墨的夜色却吞咽不住，它们山一般壮阔地耸立那里。但她们自己并不觉得异样，一个个脸上都布着潮水般的喜悦，甚至因为有人围观而愈发用力挥手跺脚。

　　《光明日报》（2025-08-03 01版）

　　【延伸阅读】

　　如野草般四下蓬勃的广场舞，是很多大妈们的娱乐活动，各民族舞蹈被一一演绎，体现在身上多是一成不变的僵硬比画，脸上却都布着潮水般的喜悦……本期“烟火人间”专栏，作家林那北穿上帆布舞鞋，将庸常的日子划出边界，将年少的梦想唤醒回来，于娓娓道来中，讲述岁月渐深、且歌且行的意义。

　　和许多当代作家一样，林那北注重贴近普通百姓的生存现实，多以“生活流”的叙事语态定格日常，找寻凡俗中的光亮，照见不同群体的精神成长之路。

　　“女性”“舞蹈梦”“生命之光”，同样与《鞋子的力量》这篇文章相近的关键词，林那北的中篇小说《渔家姑娘在海边》以电影《海霞》的插曲为题，串联了主人公陈英追梦、失梦、再度寻梦的心路历程。为了供养弟弟读书，身为姐姐的陈英放弃了舞蹈梦，也错过了进城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几十年后，她进城当保姆。一番机缘巧合，陈英加入小区的舞蹈队，有了再次登上舞台的机会。乡村与城市、理想与现实，都被作者富有创造性地缝合进女主人公逐渐被唤醒的舞蹈梦中，显现出精巧的布局。作者向世人宣告：生命有光，光逶迤而至，它们总会竭力找到闪烁的契机。

　　在此特摘登《渔家姑娘在海边》部分节选，以飨读者。

渔家姑娘在海边（节选）

1

　　能不能戴帽子去，陈英纠结了好一阵。陈星开车来接她，让她进城去帮一阵忙，说白了就是当保姆，保姆就不能戴帽子吗？陈星厉声说：“又不是秃子，戴什么戴？”陈英又把已经扣在头上的鼠灰色羊毛帽脱下，放入衣橱。陈星比她小十六岁，是她弟弟，这个弟弟一直这样对她不容置疑地说话，她每次也同样不加置疑地听从。这几十年她几乎每天都戴帽子，夏天遮阳，冬天保暖，春秋没有实质性的功能，也戴。就是觉得头上加了一顶帽子，人就有了边界，如同木桶被箍上竹条。突然不戴，脑袋一下子悬空了，像只气球飘来飘去。

　　陈星催：“走吧走吧。”

　　陈英点点头，提起箱子跟在他背后往外走，锁门，上车。车从农场大门开出去时，她扭头往回看了一阵。这个国营农场是六十年代初建起的，最初接纳的大部分是转业军人，拓了半座山种茶和梨树。过了几年，从城里来了很多知青，茶园一下子扩大，果树也多出柑橘、龙眼、枇杷、杧果之类，一眼望不到头。陈英十八岁嫁过来，觉得跟进皇宫差别不大，从未想到有一天会离开。她想去吗？不想。

　　托陈星找保姆的人是徐右林，但不是去徐右林家，而是去城里章久淑家。陈星是副镇长，徐右林是副县长，章久淑以前是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。陈星和徐右林是中学同学，章久淑则是徐右林大学同学的表姐。这么小的事，却绕了这么一大圈。快过年了，章久淑儿子一家四口从上海回来，需要一个做家务的。可靠、朴实、话少，这三个条件是徐右林领会后总结出来的。徐右林不认识陈英，章久淑也不认识陈星。一开始大学同学在微信群里说要找保姆，徐右林马上让陈星找，陈星就把陈英的照片发给徐右林，没说是自己的姐姐，徐右林转发给同学，同学在美国，但不影响发微信，就把陈英照片再转给章久淑，章久淑回复说好，然后通过了徐右林的微信验证申请。

　　陈英平时穿着简单，不烫发，没有裙子，一年四季脚上都套着平底北京老布鞋。陈星又特意叮嘱她，不要带新衣服去，越旧越好。她明白，当保姆要干活，又不是去做客。找了找，柜子里也没几件新的，就挑出颜色灰暗点的毛衣、运动裤、薄羽绒服。头发刚过肩，也不需要修剪了，用皮筋扎成马尾。她很瘦，坐月子都没胖过，倒是一直想胖点，但没用，吃下去再多的东西，都像进了无底洞。

　　车不是直接开去城里，而是先拐去县城接上徐右林，然后三个人一起去章久淑家。是一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小区，连大门都是窄窄的，楼房一共五幢，呈“品”字形摆列，都不太高，十一二层，刷着淡黄色涂料。车到门口被保安拦下，徐右林拿出手机，接通后递给保安。保安才喂了一句，马上声音软下去，说好的好的，把手机递还，手一挥说：“走吧。三号楼1101。”

　　徐右林不知道三号楼究竟是哪幢，看上去他也是第一次来。他穿着西装，打上领带，胖，粗大的脖子因为被领带勒住显得非常仓促，几乎嵌进肩膀。以前陈英都是从电视里看到穿这么方正的男人，他们总是匆匆赶去哪里开会。一直到现在，她脖子都又细又长，她不喜欢没脖子的人。不过，无论如何，徐右林还轮不到她喜欢或不喜欢。

　　小区的路是环形的，右进左出。正面与大门相对处看似随意地砌着一堵青石墙，墙左右两旁整齐种着纤细的小琴丝竹，形成类似玄关的效果。陈星开着车转一圈，又停到大门旁。坐在副驾驶位上的徐右林按下车窗，笑眯眯地看着保安：“请问哪幢是三号楼？”

　　保安应该来这里久了，脸色有点旧，眼皮懒懒地合紧又撑开，手潦草地往上一举。

　　徐右林和陈星对看一眼。陈星没开口，应该明白过来了。车往前开，开到中间那幢，下车看，楼身上确实不起眼地贴着一个蓝底白字的小牌子，上面写着“3”。

　　很奇怪，楼房为什么不是从左到右，或者从右到左按顺序排列？

　　下车后徐右林说等等，又打了手机，笑起，小声问：“可以上去吗？”他脸朝着陈英，却不是对陈英笑，也不是对陈星。一个人隔那么远，对另一个完全看不见的人笑起来的样子，原来这么难看。收了手机，徐右林也就收了笑脸，说：“走吧，章部长在等我们了。”

　　电梯走得很快，眨眼就到了十一层。有一瞬间，徐右林目光在陈星和陈英脸上来回扫一眼，好像发现了什么，说：“咦，你们怎么长得有点像？”

　　陈星笑笑，没有答。陈英不笑，也不答。家中四姐弟，陈英最大，陈星最小，两人确实长得最像。父亲眼睛细长，鼻子高挺，嘴唇薄，个子却不高。母亲长相平常，但脸小，腿长，个子高。陈英和陈星取了父母长处，陈英身高一米七，陈星则超过了一米八。

　　电梯停下，门开了，徐右林腿一抬，急急跨出。1101房的门开着，章久淑已经站在门内等了，年纪与陈英相仿，个子也差不多，短发，大眼，笑得很温和。徐右林一下子矮下去，是腰那个部位折叠起来，头向前倾，看上去就像一根粗粗的拐杖。陈英跟在最后，一时弄不准这到底是不是见领导的标准姿势。她脖子紧起来，眼珠子左右动，发现门内的章久淑已经看过来了。“噢，就是她吧？不错不错，快进来吧。”前面半句的评价是针对陈英，后面半句招呼的是所有人，说着眼光也从陈英身上转开，落到徐右林脸上去。

　　徐右林和陈星呵呵笑出声。陈英没笑，此时她心跳不是太稳，不敢笑。

　　三人脱鞋，一个跟着一个缓缓进门。他们手都没空着，徐右林拿两盒燕窝，陈星提两盒茶叶，陈英手里则抓着二十六英寸旅行箱，箱子是陈星老婆用过的。陈星老婆在镇中学教英语，每年暑假总喜欢带着儿子到处旅游。

　　“看着挺清秀啊，比照片还端正。”章久淑说。

　　徐右林马上说：“今年六十二岁，抱歉章部长，年纪偏大了……”

　　“不会。”章久淑摆摆手，“刚好，太年轻了也不行。”

　　徐右林马上说：“对对对，刚好刚好。她虽然六十出头了，但您看身材多好啊，简直快赶上您了，一点都没发福，看着就最多像五十岁。”

　　陈英已经并腿坐到沙发上了，双掌搁膝间，瞥一眼旁边的陈星，见他正咧着嘴，脸上浮着很多笑，不住地点头。她重新低下头盯着自己的脚，陌生，古怪，假。刚才进门时，章久淑递给她一双粉红拖鞋，不是新的，但也不太旧。农场宿舍地面铺着青砖，那里的人都没有进屋脱鞋的习惯，在外怎么穿，回家还怎么穿。几十年里仿佛焊住了，她脚上一直是黑色北京老布鞋，灯芯绒的面，踝前一条带子绕过，扣住外侧，区别只在于冬天毛袜，夏天丝袜。

　　徐右林和陈星在客厅坐一会儿就走了，只有她留下，属于她的是入门左侧一间八九平方米的小房子，干净整洁，床、柜、桌、电视应有尽有。陈英当天晚上就收到陈星微信问她怎么样。她说好。又问章久淑对她如何。她说好。

2

　　章久淑儿子在上海开公司，娶宁波女孩为妻，生一儿一女，平时有空他们都去娘家，每年只春节回章久淑这里。大的孙子已经七岁，没有安静的时候，小的孙女才三个月，完全把儿媳手脚捆住了。章久淑急着找保姆，就是为了应对儿子一家。他们腊月二十八回，正月初九走，前后十二天。他们一走，陈英以为自己也可以回家了，章久淑却说：“你回去休息几天再来吧。”陈英愣了片刻才回过神来，这是让她继续留这里。

　　章久淑单身一人，陈英不知道她为什么单身。

　　晚上章久淑出去应酬。她经常有应酬。陈英到楼下扔垃圾时，给陈星打了电话，她得问明白怎么回事。陈星在话筒那头支吾着，显然他也有点意外，说：“我正开车，过一会儿回你。”陈英不知道陈星的“过一会儿”究竟是多久，她先是在垃圾站旁站会儿，又往旁边移几步。大约五六分钟过去，手机响了。陈星说：“就按她的意思呗，你回去把家里事情处理一下——我看一周吧，最多一周，然后再去。”

　　话筒里很嘈杂，喊“干了！”“快点！”之类的，伴着重重的笑声。陈英已经明白，刚才陈星根本不是在开车，他在饭局中，那么他的“一会儿”意味着什么？她想到了徐右林。

　　母亲怀上陈星那年，陈英正上高一，十六岁，下面两个妹妹一个十二岁一个九岁，都还在读小学，她们三个猛然间做了同一件事，就是辍学。没钱了，钱必须集中给好不容易才到来的陈星。陈英和妹妹有不满吗？没有，她们也认为陈星好就是她们好。陈星果然很好，长得好，个子高，脑子还灵光，轻轻松松就考上大学，毕业后进了镇里，一步步做到副镇长，让陈家人脸上都有光。没有任何背景，陈星真的很不容易。

　　陈英和妹妹也不容易，父母早早给她们安排了婚事，嫁就嫁呗，彩礼都归陈星。老家只有小学，上中学得去十几公里外的镇上。陈英当时就是寄宿，陈星也是。陈星从来没带任何同学回过家，包括徐右林，但陈星最常说起的名字就是徐右林。徐右林爸爸是校长。徐右林姑姑是县里的什么局长。徐右林考上师范大学了。徐右林毕业后进团县委了。徐右林娶局长女儿了。徐右林提拔了……论关系的话，这个叫徐右林的人就是陈星唯一的关系。章久淑要留下陈英，陈星可能也没想到，他不敢做主，在那个“一会儿”的时间里，陈英猜他可能找了徐右林，徐右林让陈英按章久淑的意思，先回家，再去城里，继续在章久淑家做保姆。

　　天很黑，没有月亮，星星也没见几颗，仰头看上去，是无边的穹形铅灰。路两旁樟树又高又壮，即使是这个季节，叶子仍在半空中密实地交汇到一起，把路灯遮挡得昏暗幽深。五幢“品”字形大楼间，有个精致简约的小花圃，还有三个操场，大小不一的路从中穿过，通车和行人区分得有理有节。这里是市直机关干部住宅区，可能是以前统一建的，然后出售给机关里有一定级别的人。三号楼与其他楼外表看上去区别不大，不过陈英现在已经知道，这幢楼住的都是曾经或现任的市领导，每套房子结构更好、室内面积也更大。

　　她没有马上回去，而是出了小区大门。小区隔壁有个公园，搭三个亭子，外围一圈榕树，里头错落种些紫薇、扶桑之类的树，大片的草坪间纵横着几条用鹅卵石铺出的路，还有几块空地。很热闹，情侣、小孩，还有打太极拳的老人和跳广场舞的女人。怕扰民，这里不许唱歌，打拳跳舞的伴奏音乐也放得很小声，声音一大马上就有戴红袖章的人过来阻止。同样到处是树，红袖章让这里与农场马上不一样了，毕竟是城里啊。

　　她转几圈，返回小区，上楼。章久淑还没回来，进门后她把厨房重新收拾一遍，客厅的地也拖过。章久淑说日常卫生一天做一次就够了，陈英却觉得不够。不是刻意的，她天生这样。小时候家里属于她的东西不多，但从记事起她都要井然摆放，被妹妹弄乱了，她又赶紧拢好，非得横是横竖是竖，一点都含糊不得。

　　手机叮咚响了一声，拿起来看，是陈星发的微信，问她方便电话吗？所谓“方便”，指的是章久淑在不在边上，这是他们之前约好的。陈英把微信语音电话拨过去。陈星刚才在酒桌上，他喝过酒后可别开车。她问：“你到家了吗？”

　　陈星答：“是。”

　　陈英说：“以后要少喝酒，酒伤肝。”

　　陈星半晌才嗯一声，问：“你跟部长说好了吗？回去几天再去？”

　　陈英脱口问：“一定还要再来吗？”

　　“当然！”陈星话又不容置疑了，“必须的！听说章部长每个月会给你开三千五工资，我加一倍，你一个月可以拿到七千。”

　　陈英打断他：“跟钱没关系。我……不太习惯。”

　　陈星用更高的声音打断她：“什么习惯不习惯的，在城里，在那么好的房子里住，在那么大的领导身边，你不知道别人有多羡慕你，连我都羡慕。我跟你说啊姐，你不能有任何动摇，丝毫都不能有，你在那里对我和徐右林很重要，知道吗？”

　　陈英不解，问：“什么重要？”

　　话筒里安静了几秒，然后陈星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一句两句讲不明白。就这样，你老实待着，回去几天，过了十五元宵节就去，明白了吗？”

　　陈英长长“噢”了一声，似乎什么都明白了，又一点都不明白。做个保姆而已，洗衣做饭清理屋子，这些事跟陈星有什么关系？还有徐右林，她至今只见过一面的人，居然也重要？这时陈星又问：“章部长今晚在家吗？”

　　陈英说：“不在。”

　　陈星问：“她去哪里了？”

　　陈英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　　陈星嘟囔起来：“以后你要机灵点，不能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　　陈英静默片刻，小声说：“好的。”

　　放下手机，她都觉得这根本不可能，她哪能弄得清章久淑。刚才给陈星打电话时，她已经进了自己小房间，关上门，这会儿又出来，客厅仍是空的，章久淑的书房和卧室的灯仍是暗的。她愣愣站了一会儿，抬眼看看墙上的钟，走过去把阳台门关上。起风了，过一会儿章久淑回家时别被穿堂风吹着凉了。

　　另外，她记起该拿出一床新被套，把厚点的棉被套上。手机里不断提示，过两天今年最强冷空气将至。而过两天，她恰好要回家一趟。

3

　　陈英老家那个村叫洲尾，临水，但水只在村口绕过，更多的是村子后面渐渐高起来的山，国营农场就在半山上。第一批插队知青中有个女孩叫许三妹，中等个，两根齐腰辫的末梢总是扎到一起，像脑袋上吊着两只头缠在一起的大黑蛇。人胖，嘴大，眼睛细长，腮帮圆滚滚地堆着肉，看着壮实，但挣到的工分都是倒数第一，干重活就哭。农场偶尔放电影，还搞文艺联欢，这在洲尾村都算大事，村民涌去，挤满礼堂。陈英带着两个妹妹也去过，每次都看到许三妹把长辫子在头顶盘成髻，穿着五颜六色的长裙或阔腿裤，一个人在台上扭来扭去，圈转得又急又多，看得人眼都晕了还不停下来。这时候许三妹总是笑眯眯的，眼睛左眺右看，满脸都是说不出的撩人模样。报幕员说这是“独舞”。有一天许三妹突然出现在村小学，她被招进来当民办教员，只教跳舞。那时镇政府称为公社，公社差不多每个月都有几场会演，庆祝节日或者什么大会召开，全公社各中小学好歹都得弄个节目去。唱歌跳舞吹奏乐器被统称为文艺宣传队，在许三妹来之前，洲尾村小学宣传队所有节目在预审时都被刷掉；三个月后，节目顺利过审，正式登台；半年后洲尾村小学节日被重视；又过半年，洲尾村就一枝独秀了。许三妹自己不会乐器，唱歌嗓子也不行，她说服校长把这两样都放弃，专攻舞蹈。她自己编舞，或者回城里学了搬来，马上就不一样了。洲尾村虽然地偏，毕竟是水路能到的地方，很早就算人口密集的大村，加上农场的子弟，师生加起来有九百多号。全校做课间操时，许三妹在操场上走来走去，不时贴近某个女生，歪着脑袋眯起眼看，然后低声告诉对方：一会儿找我。找她干吗？就是她比画几个动作，让你学一下，再往上扳扳你的腿，拉拉你的肩。陈英最初就是这样被许三妹叫去，然后成为宣传队一员的。那年她六岁，刚读一年级，许三妹蹲下捏捏她腰，让她双手举过头顶，往上蹦跳几下，转两圈。后来许三妹有点小得意，反复说自己第一眼就发现陈英的天赋，小头小肩小屁股，骨架也小，协调性柔韧性太好了，手脚又长。她叹一口气说：“你真不该生在洲尾村啊。”

　　陈英不这么想。洲尾村有什么不好？父母，两个妹妹，还有陈星，不生在洲尾村她就遇不到他们，没有他们，活着多没意思啊。她也没觉得自己舞跳得有多好，音乐一起，手脚自然跟着动，就跟风吹树梢一样理所当然。演出很多，排练因此也密集，每天差不多都直接去练舞，上午下午，有时连晚上都得再练。许三妹比谁都费力，每天脸上都是汗，大冬天衣裳也总是湿的。陈英她们排练时，她拿根竹条一下一下往墙上打拍子，大声喊：“上，下，提，转，蹬，走了！”又喊：“给胸腰，腆出。立，稳住。气息，用气息。舒展开，手腕不要折了。眼神，眼里要有情绪。这样……”所谓的“这样”有时是她自己跳一遍，有时把陈英拉到前面示范。整整五年，陈英就这样围绕在许三妹身边，等她小学毕业，许三妹恰好也成为“工农兵大学生”，离开了洲尾村。

　　陈英再见到许三妹是三年以后，这三年她在中学宣传队里依旧是无人替代的一号。公社只有一所初高中齐全的中学，校书记由公社副主任兼任，演出仍密集地周而复始。那年电影《海霞》上演，无论长得普通但演得传神的小海霞，还是有两个大酒窝的美貌大海霞，都火得发紫。里头的插曲也火了，《渔家姑娘在海边》，真是入心入肺的美。那时学校里流行手抄本，从小说、诗歌到歌曲。陈英也抄得起劲，整天哼“大海边哎沙滩上哎，风吹榕树沙沙沙响，渔家姑娘在海边哎，织呀织渔网，织呀么织渔网。”没多久许三妹突然出现了，校宣传队老师把她请来，教跳的舞就是《渔家姑娘在海边》。

　　许三妹比之前又胖了一圈，细长的眼睛被肉挤得更小了，一笑就眯成一条弯弯的线，嘴因此显得更宽大。排舞时许三妹只来了两天，第一次演出时她又来，化妆、梳头、戴头花都忙一遍，然后坐在台下看。其他二十人拿着斗笠，陈英除了斗笠，腰间还独自系个竹篓，不停地旋转奔跑，在队列中高跳低盘。她那套立领边襟和大裤管的服装虽然跟别人一样，都是用日本尿素袋染一下做成的，但别人染的是酞菁蓝，她却是粉红的，灯光下就像朵开在池塘上的荷花。一下场，许三妹走近，在陈英背上拍一下，说：“真好！”

　　顿一下后她又伸手在陈英脸上摸一下，说：“就是饿三天，我也瘦不出这么好看的小脸蛋——噢，我得告诉你，整整五分二十八秒，舞台上，你都在发光啊。”

　　陈英满头是汗，还有点喘。她的动作量太大了，在台上不觉得吃力，但刚停下来，气还是有点缓不过来。许三妹以前也经常夸她，她浅浅一笑，似乎该谦虚一下，但她没说出口，以为之后反正还有的是机会。这舞在公社又演过几次，然后去县里参加会演，接着县里组织各公社巡演，掌声一片。可从第一次演出后，许三妹再也没在学校出现过。当然就是出现了，陈英也见不到。陈星出生了，家里一有陈星，陈英就不上学了。一开始宣传队老师轮番来，连校长都来了，劝了又劝。陈英抱着陈星直摇头，满心的欣喜像一串串气泡从每个毛孔往外冒。这是父母盼了多少年的弟弟，陈家的独苗，太珍贵了，用所有的一切换这个陈星，她也是愿意的。

　　老师一走，媒人就找上门了。先定亲，两年后结婚。丈夫是农场场长的儿子，得过小儿麻痹症，右腿短一截，背拱起，三十岁出头，二婚，前妻生儿子时难产死了，再娶，就娶到陈英。彩礼比其他人多出两倍，另加一块钟山表、一架蝴蝶牌缝纫机和一辆永久牌自行车。

　　农场建有几幢排列整齐的两层楼职工住房，还有办公楼、篮球场、乒乓球桌和一个带有舞台的大礼堂，这些都是村里没有的。场长也是洲尾这一带最有声望的人，比村里大队长更富更有权。父母啧啧啧地庆幸，陈英也认同。偶尔她心里咯噔一下的是丈夫的背和腿。“天鹅颈”，她记得许三妹对脖子这部位一直有特别的要求。“别耸肩！背拔起，腰立住，肩向下沉。对，这样——你们看陈英，头发像被人拧起，往上揪，高傲得像天鹅……”陈英没见过天鹅，但见过鹅，许三妹让她拔，她就尽力拔，拔着拔着，就成习惯了。无论如何，之前她都没想到自己会跟驼着背，走路一瘸一拐的人躺在一张床上。

　　丈夫自己倒无所谓，他小名就是“依瘸”，全农场的人都这么叫他，他笑嘻嘻地答，每天都高高兴兴的，动不动就搂着陈英喊：“宝啊，你是我的宝啊。”陈英记得，在陈星出生前，父亲经常打母亲，骂她是废物，生不出儿子。喝醉酒手上抓到什么就往母亲脸上砸什么。丈夫却每天把陈英亲得满脸都是口水，给她端水捧饭，摸起来怕她皮肉痛，手都不敢使上劲。还能怎样呢？不看他背就是了，也不看他怎么走路就好了。两年后陈英生下儿子，坐月子吃下很多农场里养的鸡，很奇怪也没胖，但脸粉嫩地泛出油光。满月那天丈夫特地坐农场的手扶拖拉机下山给陈英买布做新衣服，中途拖拉机翻下山沟，满车的人只是伤，独独死一个人，就是依瘸。同车的人后来说，依瘸一路都在说陈英。以前陈英在公社礼堂跳舞他都赶去看，这样这样，那样那样，说着就站起比比画画，咯咯咯笑。车就在这时翻了，他是在笑声中死去的。

　　母亲说：“这就是命，人家对你那么好，你可不能负他。”

　　公公说：“有我在哩，你和儿子我来养。”

　　陈英哭了几天，然后抹掉眼泪出门。她当然不会负丈夫，也不要公公养，只要有收入，她可以省吃俭用自己把儿子养大。但上学时她都在排练和演出，课上得少，学的文化自然也少，其他事她做不了，也不能正式入编，只能在农场收发室当个临时工。倒还好，好歹过下来了。后来公婆去世，儿子也大了，去长沙打工，在那边娶妻生子。丈母娘家是本地人，有房子，家境宽裕，身体也好，可以帮着带孩子，总之都不要陈英操心。

　　农场早就散了，知青走光，山上的果树被承包，资产划归村里，这样陈英仍然是洲尾村人。她始终没有回娘家住，农场有丈夫留下的房子，还有地，种点菜养点鸡鸭，一天天的，也没什么愁苦。有时往坡上瞥一眼，那里有一座墓埋着丈夫和公婆，以后她也会埋进去。一眨眼，一生很快也就过完了。

　　哪想到有天陈星突然给她电话：“姐，你一定要帮我一个忙啊，好不好？”

　　她当时就笑了。这几十年，只要是陈星的忙，她什么时候不帮啊？农场里分点肉或水果，她都要匀出大半送去给陈星吃。陈星刚到镇里工作时还是单身，她每周都要骑自行车去，给他洗衣服和清理房间。这个傻陈星。她马上说好，然后就被陈星和徐右林带到章久淑家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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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摘自《十月》2023年第6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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